《史記》傳中華文化精神

　　華茲生《史記》英譯本

　　《史記》日本現(xiàn)代語譯本

　　《史記》法譯本（友豐書局）

　　楊憲益、戴乃迭英譯本

　　《史記》《水經注》《本草綱目》《天工開物》《農政全書》《孫子兵法》……在歷史長河中，先人留下了對自然、對歷史、對社會的認識和精粹總結，成為中華民族人文社科領域的經典。這些典籍因其重要價值被傳播到世界各地。

　　沐浴在數(shù)千年歷史輝光下的中國人，是幸福的！

　　《史記》給予中國人的精神滋養(yǎng)，就是一例。史學界贊譽司馬遷開創(chuàng)紀傳體史學范式，文學界感嘆《史記》的文辭長短相錯、文采風骨盡在。在世界觀、人生觀的角度，司馬遷提出的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輕于鴻毛”的人生價值觀，不僅深刻影響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，也成為影響世界的一種中國文化精神。

　　筆者以為，司馬遷對后世的最大影響，莫過于實現(xiàn)了“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”的人生目標。這種“立言不朽”的榜樣力量，激勵后人以創(chuàng)新、傳世意識著書立說，成為貫穿2000多年中國文化發(fā)展史的一種特質，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罕見的。

　　身為魏晉帝王的曹丕有“蓋文章，經國之大業(yè)，不朽之盛事”之論；南宋自學成才的鄭樵，隱居夾漈山編纂數(shù)萬字的紀傳體通史《通志》；明代李時珍“搜羅百氏”“采訪四方”，歷經40年完成《本草綱目》：清初顧炎武，以“明道”“救世”為宗旨，歷經30年編成反映明末清初思想風貌的學術專著《日知錄》。揚雄的《方言》、班固的《漢書》、王充的《論衡》、司馬光的《資治通鑒》、洪邁的《容齋隨筆》……今天中國人能讀到的絕大部分經典著作背后，幾乎都有司馬遷的影子。

　　《史記》在亞洲世界

　　《史記》在亞洲傳播有個鮮明的特點，就是幾乎與中國大陸同步。

　　處于漢字文化圈的朝鮮半島、日本、越南等國家，社會主流階層從國王到大臣、再到貴族子弟的教育，均閱讀和學習《史記》，并歷經從抄寫、刻本傳播到用當?shù)卣Z言選譯、節(jié)譯、全文翻譯傳播的歷史階段。

　　公元600-604年，《史記》由遣唐使帶回日本。公元701年日本頒布《大寶律令》，規(guī)定專攻史學紀傳的學科需學習《漢書》《史記》等。平安時代，《史記》是嵯峨、清和等4位天皇學習的中國典籍之一，明治天皇每逢二、七日專門攻讀《史記》。奈良、平安時代，《史記》是日本宮廷教育的必修課，室町、江戶時代，《史記》是日本政治家和各藩王開設的子弟學校的必讀書。據(jù)覃啟勛的研究，《史記》直接影響了日本歷史書《古事記》和《日本書紀》的誕生。1978年日本明德出版社出版的《史記研究書目解題》記載了670部研究專著。筆者日前查閱日本國會圖書館書目，發(fā)現(xiàn)以“司馬遷”署名的圖書有199種，包含《史記》的日語譯注本、點校本和日文翻譯本。

　　《史記》約在東晉時期的317—420年間傳入朝鮮半島，并以漢文文本的形式傳播。據(jù)《三國史記·高句麗本紀》記載，公元372年，高句麗“立太學，教育子弟”，除講授“五經”外，還講授包括《史記》的“三史”。公元1425，朝鮮鑄字刊印《史記》，頒贈文臣。之后刊刻崔岦編纂的《漢史列傳抄》和以朝鮮國王名義編纂的《史記英選》木刻本。

　　1965年，韓國玄巖社出版了第一部韓文選譯本《史記列傳》，韓國漢學家崔仁旭譯。其后《史記》以文學作品形式在韓國廣泛傳播，突出趣味性和教育性，影響從社會主流階層深入到大眾傳播層面。1992年，中國文學研究學者丁范鎮(zhèn)帶領成均館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進行《史記》全書的韓文譯注，1996年出齊全部7冊。

　　《史記》在歐美世界

　　在歐美，《史記》傳播翻譯的主體先后歷經傳教士、學院派漢學家、中國研究學者幾個階段，故影響多在學術研究領域。

　　《史記》法譯本由法國漢學家沙畹主持的。1889年，24歲的沙畹以法國駐華使團譯員身份來到北京，在清朝駐法使館參贊唐夏禮幫助下，著手翻譯《史記》。沙畹翻譯的《史記》屬節(jié)譯本，由導言、注釋和極為詳盡的附錄組成，考證嚴謹，在注釋中進行大量發(fā)揮。沙畹的學生、法國漢學家馬伯樂評價它是“自理雅各《中國經典》以來歐洲漢學界最重大的著作”。

　　俄國東正教使團團長比丘林在1851年出版的三卷本《古代中亞各民族資料》中，翻譯、使用了《史記》中“匈奴列傳”和“大宛列傳”為底本翻譯成俄文。后蘇聯(lián)科學院院士阿列克謝耶夫節(jié)譯《史記》17篇，多為各篇總括性內容。影響最大的是蘇聯(lián)科學院中國學研究所副所長越特金的《史記》俄文全譯本，翻譯過程中越特金與顧頡剛等中國學者通信交流。2010年越特金誕辰百年之際，俄譯注釋本《史記》第九卷問世，這是世界上第一個歐洲語言全譯注釋本。

　　迄今為止，《史記》尚無英譯全譯本，目前7種單行本中，影響較大的是華茲生的《史記》英譯本。該譯本打亂《史記》原有順序，按漢朝歷史和漢武帝時代特征編譯出可讀性強的80篇，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，后作為世界文學經典譯本，列入聯(lián)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代表性著作選集“中國系列叢書”。從OCLC數(shù)據(jù)庫檢索來看，世界各地收藏華茲生譯《史記》1961年版的圖書館多達823家，是世界上紙質版《史記》譯本中收藏館數(shù)最多的。

　　已出版8卷本的倪豪士英譯本，保留了《史記》原著寫作順序，譯本內容有紀年說明、度量衡對照表、譯文等。每頁譯文下附有詳盡的考證與說明，每章后附有譯者相關評注，每卷譯本后附有參考文獻目錄等。中外學術界認為這是一部嚴謹求實、考證全面、最富學術價值的《史記》英譯本。世界各地藏有倪譯《史記》的圖書館多達412家，擁有倪譯《史記》電子資源的圖書館達1233家。

　　中國文化精神獨特的價值

　　中國文化精神獨特的一個方面，就是將有限的生命價值與歷史結合在一起，將立功、立德、立言，作為不朽的標準。即通過“創(chuàng)制垂法，博施濟眾”的道德建樹、“拯厄除難，功濟于時”的社會貢獻、“言得其要，理足可傳”的思想文化創(chuàng)新，使個體載入史冊獲得永恒。這種人生價值觀，超越了以滿足個體私欲為目標的自然階段，實現(xiàn)了“人之所以為人”的文明化階段，卓然不群。

　　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《歷史哲學》中認為，中國人雖然樂意收集歷史材料、記載歷史事實，但缺乏“反省”的態(tài)度，更沒有“精神”的貫穿，因而是“原始的史學”。實際上，無論是司馬遷將著述視為生命最高價值的態(tài)度，還是他記錄歷史的視角，都閃耀著精神的光輝。

　　以此觀之，《史記》給予漢字文化圈的亞洲國家的影響最大，而在宗教情結濃厚及長期抱有西方中心主義的歐美世界，蘊含在歷史敘事中的中華文化精神的魅力才剛剛開始展現(xiàn)。（作者：何明星 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文化走出去效果評估中心主任）